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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湛穹 朱小田

近些年来,以城市为单元编撰地方通史成为地方政府着力推进的一项文化工程。这样的城市史如何书写?进而言之,作为地方通史的城市史,是中国通史的具体而微,还是别有特质?我们倾向于后者;在此以《苏州通史·中华民国卷》的撰写为例,略陈孔见。

地方眼光

民国苏州史首先是一部地方史,这里的地方不仅仅是一个地理空间,更重要的,是与此地理空间紧密联系的人文环境、历史传统和时代变迁,地方史应该重点关注与这样的环境和传统关系密切的内容。既作如是观,苏州史就不是中华民国史的局部演变过程,而应该是中华民国史的特殊地方体现,质言之,两者不是局部与全部的关系,而是一般与特殊的关系。

叶圣陶与民国苏州的相关度很高。比如,他的名作《倪焕之》,他编辑出版的《妇女评论》杂志,他支持创刊的《苏州评论》,他的苏州散文,他在苏州的社会活动等都跟地方紧密相连,是苏州叶圣陶。而既有的叶圣陶研究,绝大多数关注的是其文学思想、出版思想、教育思想,这些思想与其说是苏州叶圣陶的,不如说是中国叶圣陶的。我们着力呈现的是前者。对于像李根源这样的苏州寓公,在民国苏州不少,但苏州史特别关注李根源,不是因为他曾经有过的辉煌经历,而是因为他在苏州的抗日救亡活动、西山考古和善人桥乡村改造等,在地方社会中扮演着独特的角色,我们所展示的是这种意义上的苏州耆绅。总之,按照地方眼光,我们加强了对某些重要历史人物和事件的地方角色和作用的探讨。

与此同时,地方眼光下的民国苏州史还应该凸显地域特色。透过相关学术史,不难发现,苏州一般都是作为江南史的一个组成部分受到关注的。就历史的发展和其在全国的地位看,苏州完全可以作为江南的代表,但苏州并不是江南的全部,也就是说,江南还有很大的一部分地域与苏州具有明显不同的地理和人文环境。比如,江南的周边有山丘,江南的东边有海岛,而苏州是典型的水乡,江南则包括了上述各种类型。地理环境不同,人文意趣自然有所差异;地域江南的整体观照无法代替对于苏州的专门考察。于是,我们常常从民国江南史中将苏州剥离出来,而剥离的过程其实是凸显水乡苏州特色的过程。

世界视野

个别的地方必须置于整体环境当中,才能被清楚地认识。这样的视角对于民国苏州的书写尤为重要。一般而论,近代中国始于1840年,不过,这样的“转折点”,更多地体现在宏观的政治—外交意义上。揆诸实际情形,显著的近代变化发生在数十年之后的民国时期,民国苏州因此而置身于广阔的整体世界中,其近代变迁与当时资本主义世界的整体变化以及中国近代化紧密相关,无论是在变迁的方式还是在变化的速率上。

晚清以来,资本—帝国主义破坏了传统中国的自然经济结构,处于东南沿海、背倚上海的苏州市场经济在民国时期更为发达,客观上为近代经济的发展创造了条件,为社会文化生活的近代成长提供了动力和机遇,从而导致了苏州传统经济和文化结构的变异。一部分研究成果已经呈现了这种结构与传统的一脉相承及其韧性,但我们还需要知道,这种貌似传统的东西在性质上发生了怎样的变化?清末民初苏州城乡的资本主义工场手工业和机器大工业出现后,小手工业时代就已存在的家庭劳动,变成了近代工厂(场)的分支和从属机构。也就是说,这种劳作被赋予了近代性,即具有资本主义性质。从实际情况看,民国苏州经济的近代转型非常有限。为此我们将经济内容进行合理的分割,以体现多层次的地域经济结构,即小农经济、现代工业、资本主义家庭劳动;从各经济成分与市场的密切关系体现时代特征;从经济成长中出现的死结说明近代中国民主革命的必要性。

由于历史发展阶段的不同,世界各地的城市呈现出不同面貌,在世界视野中,某个城市的面貌便会在与其他城市的比较中获得其时代定位,这便是时代气息。一些城市史之所以缺少时代气息,其实缘于叙事方式。与许多传统史学论著一样,一些民国苏州史的叙述非常平面,人们只了解几条抽象的结论,那不啻一个离我们远去的“死了的”世界。事实上,真正的民国苏州是生活立体的苏州,而非一维概念的苏州。于是,透过苏州的抗日烽火,人们可以发现苏南东路不灭的芦荡火种;从庙会、茶馆、昆曲、评弹和宝卷等苏式生活元素中,可以感受到传统文化的旺盛生命力,所谓“苏式生活的变异”“近代生活方式的成长”“传统艺术的生活坚守”等。也许作为专题论文,不便过多地进行动态的生活呈现,但作为通史的民国苏州史给了我们这样的呈现空间。

通体观照

民国苏州既称通史,即当有整体的铨贯。民国时期,外力冲击下的苏州经济和社会生活变迁是结构性的,离开对地方经济和社会结构的总体解剖,就不是一部地方整体史。

首先不能缺少对各种相关要素的全面关注。从空间上说,民国苏州历史的基本涉及区域包括吴县、常熟、昆山、吴江和太仓等县的城乡社会。演绎于此空间中的民国历史,既留下了城乡各自的演变轨迹,也包括了它们的互动过程,并以此区别于苏州城市史。从内容上说,民国苏州无疑地应该包括政治、经济、社会和文教诸方面,其中,革命洗礼和经济发展是传统史学重点关注的内容,苏州通史自然不能付之阙如,占整个篇幅的三分之二弱;另有三分之一强着墨于社会生活和文化教育,其间包含了我们有意强化的用心。在此,根据政治和经济演变的阶段性,我们将之划分为民国初期(1912—1927)、南京国民政府前期(1927—1937)和战争时期(1937—1949)三个时段,既显示了中国革命的节奏,又反映了反帝反专制斗争中的地方发展主题,体现了半殖民地中国经济发展的特殊样态。

地方史更多地与民众日常生活相牵连。中国通史可以是各种地方史的一般和抽象,而地方史应该着重说明特殊和具体;特殊和具体的地方人物和事件,更多、更明显地体现在苏州生活中,即使革命和战争史也不例外。比如,抗日战争时期苏州不但有军民与日本强盗的英勇斗争,也有那个特殊年代沦陷区百姓的日常生活,这些生活的常态与某些畸形状态同样是一种历史存在,是战时地方社会的另一切面。

作为地方整体史,更重要的,是不能割裂各种历史要素的结构关联。这里所谓的结构关联,就是指社会结构的关联;苏州地方史就是社会结构史。在这样的思路之下,我们注意了政治、经济和文化等要素之间的联系,也注意了各要素内部的联系,如经济结构的形态、城乡之间的关联、群体之间的关联、地域内外的关联,等等。不过,这仍然是传统意义上的抽象要素的关联。事实上,在地方整体史中,结构性关联的真正实现不是在苏州中观范围中,而在苏州社会中更具体的共同体世界。就整体结构史的书写方法,法国史学年鉴学派提醒我们,必须尽可能地注意“最小的文化单位”。社会史的结构性联系就这样在具体的地方世界中与传统史学重视的抽象的制度性联系区别开来。于是,我们的考察常常是以中心结点(乡镇)为依托,从中心到辐射点(村庄)为半径所构成的完整社区。总之,地方通史的书写既要求在抽象的意义上融贯地方社会的诸种要素,更须在具象的生活共同体中呈现地方社会结构。

民国时期的苏州态势既彰显了地方社会特色,也着上了外部影响的时代烙印,是内外彼此互动的状态和过程。综观民国苏州历史,政治上的沉沦与反抗所呈显的战斗性,经济上的发展与落后所体现的层次性,社会文化上的近代与传统所反映的庞杂性,共同存在于苏州社会。如何清晰、从容地展现这一色彩斑斓的近代地域历史画卷,颇费思量。在我们看来,作为地方通史的苏州史,非中国通史的具体而微,而别具专属的时空和体例特征。民国世界的苏州书写,实际是赋予一项专门史的固有特征。

(★作者汪湛穹为《苏州通史·中华民国卷》作者之一,挪威卑尔根大学学院硕士;朱小田为《苏州通史·中华民国卷》主编之一,苏州大学社会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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